王炜 | “为缺席的民族而写作”讲稿（上）

讲座

西天中土新书讲座/公开课 

主讲：王炜 

整理：魏珊 

时间：2019年12月16日 13:30—15:30 

地点：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中央草坪

西天中土自2010年以来的出版中有诸多与“民族”相关的著述，从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的《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今日之民族主义》（收录于《我们的现代性》），一直到最新出版的《重塑民族主义》（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本次讲座以公开课的形式，穿插进王炜去冬今春在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的“试论诗神”系列讲座当中，结合他最近一年来的游历和多年的相关写作与思考，对“民族”给出写作者的一种回应。 

“偏见”与“细致的知识”。——尴尬而非“细致的知识”，在争夺我们的言谈的前提。——吉尔·德勒兹论“健康”。——为“次要的、永远没有完成的民族”写作时，“健康”通过作家的“弱”甚至疾病显现了自身。——成为母语的“陌生人”。——何为“自然的语言”。——“城市诗人”的对面是什么？——再谈“认知空白”。——再谈并不顺理成章的“客观对应物”。——论普希金的叙事诗《茨冈人》。——再谈“自然的语言”，以及它作为“细致的知识”对以赛亚·伯林所说的“偏见”的克服。——《茨冈人》中的“人之谜”。——一个更加幽暗的、“不太成功”的普希金是“普希金遗产”的重要部分。——“种族主义”是“去民族化”的极端方式。——再谈泰戈尔。——朗读我的长诗《喜马拉雅颂》的第二部分（虚构对泰戈尔的访问），对诗中的一些“平行主题”的说明。——“骷髅”与“新希腊”。——反向的生命树。——何塞·马蒂的“自然人”。——对现代主义的偏离，以马哈福兹的“现实主义”为例。——最后，一个“印度形象”。一个印度王子，一场独立运动和抵抗战争的领导者，激进民族主义者，“鹦鹉螺号”的船长：尼摩。

讲稿全文（上）

引言

按照原计划，今天的课是我为大家朗读我三年前写的一部诗剧，以它为例，就一个中文诗人在今天可能遭遇的主题、处理素材的方式和“戏剧诗”这一体裁，做一点讨论。前段时间，陈韵女士邀请我为《重塑民族主义》（Nationalism Refigured）这本书做一次相关活动，但是她说，内容可不必直接关于这本书，可以是我作为一个汉语当代文学写作者的理解。所以，不如就把读诗剧改为现在这个主题。

今天到来的每个人，可能都了解“民族主义”这个词语意味着的复杂性，它会把我们引向各种彼此矛盾、斗争的观点。在此对“民族主义”做一个迅速的概述，不仅无必要，而且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不妨援用以赛亚·伯林的一个观点，出自他的随笔《关于偏见的笔记》（Notes on Prejudice）。这段话很短，我读给大家听：

“民族主义——十九世纪每个人都认为它正在衰退——在今天大概是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力量。它常常是创伤的产物，这种创伤是一个民族在自尊或领土方面加之于另一个民族的。如果路易十四没有进攻并掠夺德国人，没有在以后若干年内羞辱他们（在政治、战争、艺术、哲学与科学各个领域，太阳王的国家为所有人制定法律），德国人在十九世纪早期用他们猛烈的民族主义反对拿破仑时，也许不会变得如此富有进攻性。同样，在十九世纪，如果俄国人没有被西方视为野蛮的大众，中国人没有在鸦片战争或更普遍的剥削中受羞辱，他们也许不会那么容易听信那种学说：允许他们——借助谁也无法阻止的历史力量——在粉碎所有资本主义的不信者之后继承这个世界。如果印度人没有被庇护，等等等等。光是贪婪或荣耀感不足以培育征服、民族奴役、帝国主义等等，这些东西还是通过某种核心观念来进行自我辩护，诸如：法国文化是惟一真正的文化；白人的责任；共产主义；成见（视别人低等或邪恶）。只有知识，细致的而不是简捷的知识才能驱散它，即使不能驱散人类的攻击性或对非我族类（肤色、文化、宗教）的嫌恶；此外，历史、人类学、法律（特别是如果它们是“比较的”，而不是像它们通常那样只属于一个人自己的国家）也可以提供帮助。”

——这段话里的一个句子，我认为很重要：“只有知识，细致的而不是简捷的知识才能驱散它”。

什么是“细致的知识”呢？我们知道，即使“专业知识”也可能存在着以赛亚·伯林批评的那些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显得相当专业化的知识也会有一种简单便捷性。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常常感到，如今以专业化的方式显得复杂，却可能又是相当简单便捷的知识俯拾皆是，包围着我们。在我的个人经验中，我以为，文学是“细致的知识”的一种。这里不是指代表了一个笼统门类的名词“文学”。我仍然是指这段时间以来，在“试论诗神”这项课程中，我们称之为“文学主流”的那些具体的文学作品。如果我们读过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了解它所触及的那个现实印度；读过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Hadji Murad），以及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的被作为一种反思范例的长篇小说《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就比较有可能认出和抵御以赛亚·伯林所说的“偏见”，以及“偏见”在当代知识化了的表现。

《哈吉·穆拉特》插图

正文

今天这堂户外课的形式有点戏剧化。一个人怎么可以在这这样的光天化日之下，在公共草坪上，宣称他对“民族”这个命题有某种确定的看法呢？如果一个人言之凿凿地言说“民族”，往往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他/她对“灵”的问题怀有明确的认识与信念，以此为前提而言说“民族”，也就是说，他/她是个先知，是耶利米或圣女贞德那样的人。但我们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尤其是，不可以在课堂上扮演。另一种，也是通常的言说，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对“民族”这个“大词”进行反讽。对“民族”这一类词语的反讽，也产生了现代文学或者现代主义知识的一种意义的、乃至利益共同体，可能，这还没有被我们反思。

这两种情况，我们都不能向其走去。我们既不可扮演先知，在今天，也可能不能再做出有效的反讽，就像后者作为批判手段，在20世纪的那种“反讽有效期”中那样。也许，在20世纪这一百年过去之后的今天，现代主义的反讽的红利已经所剩无几了。

由于以上两者皆非我们之所是，正是由此产生的一种尴尬，而非“细致的知识”，随时随地——就像现在——都在争夺成为我们言说“民族”时的前提。那么，今天，我这个接受了两者之于我皆为“禁止”的人，在此言说“民族”一词的理由为何？可能，我只有一种失败的语言。

我想，大家对《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等等这些理论著作，可能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我也只是这些书的读者，而非话题专家。我不是专门从事民族主义研究或亚洲学的学者，也没有一篇在制度化的学科生产中产出的论文要在这里宣读。我想，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写诗的人，我可以引荐几个理解的入口：一些我曾阅读过的、以及我自己的作品的片段，也是我的一种个人路径。我想把它介绍给你们。也就是说，我把提供一份“目录”当作这节课的主要任务。

我们从标题开始。“为缺席的民族而写作”，是我在吉尔·德勒兹的《文学与生命》（Literature and Life)一文中读到的一个句子。这是评论集《批评与临床》（Critique et clinique）的第一篇文章。德勒兹对于该文中凸显的“民族”一词的用法，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我们今天流行的对“民族主义”的用法。首先，德勒兹将“健康”与那种社会化的“健康”概念相区别，也即：不能在体育的、奥林匹克的意义上去理解“健康”。然后，德勒兹用“谵妄”支持他的“民族”观。作家在想象力的异常化状态乃至疾病状态中，可以自己去生成为一个“次要民族”，一个始终没有完成的民族，例如梅尔维尔和卡夫卡；同时，那依然在完成中的“次要民族”，通过作家找到了自身。此即“健康”的表现。并且，“健康”也通过作家的“羸弱”乃至疾病状态显现自身。关于“民族”为什么是“缺席”的，以及如何理解“谵妄”，德勒兹的这段话并不太长，我读给大家听：

“像文学与写作一样，健康在于创造一个缺席的民族。创造一个民族，这属于虚构功能。人们并非凭借记忆而写作，除非把这些记忆作为隐匿在背叛和否认中的某个民族的共同起源或目的地。美国文学具有产生能够叙述个人记忆的作家的特殊能力，但这些记忆是作为一个由所有国家的移民者组成的共同民族的记忆。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可以把整个美国写入作品中，只要美国能够存在于一个男人的经历中’。确切地说，这并不是一个被召唤来统治世界的民族。这是一个次要的民族，永远是次要的，被卷入一场革命的生成中。也许这个私生、低等、被统治、永远在生成中、永远没有完成的民族仅仅存在于作家的头脑中。‘私生’不再意味着一种家庭状况，而是种族的形成过程或种族的偏移。我是一只动物，一个历来种族地位卑微的黑人。这是作家的生成。对于中欧而言的卡夫卡和对于美国而言的梅尔维尔（Melville）都将文学表现为一个或所有次要民族的集体陈述，这些民族只有通过作家并在作家身上才能找到他们的表达。虽然文学总是设计一些特殊因素，但它却是陈述的集体部署。文学是谵妄（délire），但谵妄并不是父亲-母亲的问题：没有不经过民族、种族和部族，不纠缠共同历史的谵妄。任何谵妄都是历史-世界的，都是‘种族和大陆的迁移’。文学是谵妄，在这样的名义下，文学的命运在谵妄的两极之间上演。每当它建立一个自称纯净、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时，谵妄就是一种疾病，典型的疾病。然而，当谵妄援引这个私生的被压迫的种族时，谵妄就成为衡量健康的标准，这个种族不停地在统治下躁动，抵抗一切压制和束缚，并在作为过程的文学中以凹陷的形式呈现。还是在这一点上，一种病态总是有可能中止过程或变化；”

当作家们书写“民族”——就如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说“书写一个民族像在虚空之中的书写”一样——在此书写中显现或召唤的，并不是那个作为抵御者的、具有主权欲望的民族主体的形象，而是在召唤一个新的群体：“缺席的民族”。“缺席的民族”是在与旧民族（或者相对于“次要民族”的主要民族）的斗争，也是在与历史的斗争中产生的。今天，我们提到“民族”往往会联想种族主义，但是，在“虚空之中的书写”中的“民族”常常是与种族主义争吵的结果，是德勒兹所说的那个“次要的、永远没有完成”的“缺席的民族”。随后，德勒兹写道：

“而且，人们重新发现了对健康和田径运动而言也同样存在的含糊不清，以及一种挥之不去的危险：统治的谵妄与私生的谵妄混杂在一起，将文学引向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而这正是文学与之斗争的代价。文学的最终目标，就是在谵妄中引出对健康的创建或对民族的创造，也就是说，一种生命的可能性。为这个缺席的民族而写作……（‘为’不仅意味着‘代替他’，更意味着‘为了他’）。”

体育的、奥林匹克的那种含糊不清的“健康”将文学引向法西斯主义。正是种族主义消灭了“次要民族”。接下来，德勒兹提出了一个也许激进，同时也是常识性的观点：“也许，为了写作，母语应该是可憎的，但由此句法创造在其中勾勒出一种陌生的语言，并且，整个言语活动揭示出它的外在，超越任何句法。”

这也是我们上节课谈到的问题。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观点是：作家是一切语种的外国人。成为自身母语的“外来人”和“陌生人”，并非用某种外语来写作，并不是指成为“跨语言工作者”。克里斯蒂娃所说的“成为母语的陌生人”，应当首先是通过母语、在母语之中（而非通过外语、在别国语种之中）打开陌生性。她有一个判断，与德勒兹相似：如果不能以在母语中产生的“另一种语言”去写作和生活，她说，“我们的精神生命就终结了”。越在母语的异常化、陌生化中写作的人，越与德勒兹所说的“健康”相关。这样说，好像是指，母语中产生的“另一种语言”是一种实验语言。但是，母语之外的语言是重新发明一种实验性的语言，还是“自然的语言”呢？

“自然的语言”这一观念（例如“我们用自然真实的语言进行写作”这类观念），在近代文学中是与民族主义的冲动同步产生的。许多作家，尤其俄罗斯作家，例如普希金，托尔斯泰，在中、后期都崇尚“用自然的语言写作”，与此同步，他们也不断书写俄罗斯文学的一个传统主题：“自然力”。“自然力”，尤其表现为与俄罗斯中央政府军相对抗的山地民族。

我想为大家简述普希金的一首叙事诗《茨冈人》（Tsygany），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谈起这首诗。以下，我把自己的一篇关于这首诗的文章的思路介绍给大家。

普希金写作《茨冈人》的时期，也是他写作人生的分界时期。在此之前，可以说，他主要是一个城市诗人。在那个时代，成为一个城市诗人意味着，他是一个受启蒙运动影响的“欧化”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在“民族”生成之前的城市诗人。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文学最重要的诗人，作为“俄罗斯现代文学之父”，可是，在他写作的早期，莫斯科与彼得堡的文学界却不乏批评他是一个主题与风格都很“欧化”的诗人，是伏尔泰、劳伦斯·斯特恩、拜伦等等的模仿者，那时，他还没有成为俄罗斯的“民族诗人”。

《茨冈人》插图

很长一段时间，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城市诗人。好像，我们天然的是一个城市写作者。但是，城市诗人的对面，也许并不是“大自然的诗人”或“田园诗人”——后者是一个在今天显得非常模糊的概念。那么，城市诗人的对面是什么？可能是一种正在到来的空白者。当我们走出城市诗人的领地，这种空白才降临到我们身上，才在我们的认知和写作中，造成了一种认知空白。

关于认知空白，有个很好的例子：锡兰（Nuri Bilge Ceylan）的电影《冬眠》（Winter Sleep）。里面有段情节，与我们后面要提到的诗人T·S·艾略特的一个重要概念有关。这个情节由契诃夫（Anton chekhov）的短篇小说《酒鬼》（Drunk）改编。一位在乡村支教的女教师，想用一笔钱资助一个非常穷困的家庭，这个家庭的主人是个从监狱里放出来不久的酒鬼。酒鬼拿到这笔钱之后，做出了一个行动，给女教师造成了强烈的认知空白。他数钱不是50、100、200来数的，而是拿着这笔钱说：“女士，我们来数一数这笔钱，这一沓是你的骄傲”，他放在一边，又拿出一沓，说，“这一沓是我的自尊，这一沓意味着我的贫穷，这一沓意味着你的知识……现在我们数完了这笔钱，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能力接受你这笔钱的”，然后，他把钱扔到火里烧掉了。年轻女教师完全被这个行为击溃了，她长时间以来所做的事情，都陷入了内在的危机。

我们前几节课提到T·S·艾略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客观对应物”，他说，一个诗人如果要成熟，过了25岁之后还要继续写诗，就不能再凭借青春冲动去写诗，而是需要动身到世界上去寻找他的客观对应物。19世纪20世纪初期的作家，普希金，托尔斯泰，他们也需要寻找自身写作的“客观对应物”，寻找他们的母语的“客观对应物”，以及，更需要寻找正在崛起的俄罗斯帝国的“客观对应物”。那个电影情节，告诉我们“客观对应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客观对应物”出现的时刻，就是它给我们造成认知空白的时刻。并没有一个顺理成章的“客观对应物”存在着，并没有蒙古人、苗族人、藏族人、鄂伦春人顺理成章地等着被我们“动身”去认识，当“客观对应物”出现的时候，一定是撕裂我们跟客观世界、客观对应物的关系的时刻，当它撕开我们跟“客观对应物”的预设关系的时候，实际上“客观对应物”才显现，那个可以称之为“差异”于我们自身的“民族主体”才显现。

我们再回到普希金。他作为城市诗人的一面，可能是比较容易理解和分析的，我认为，他的那些书信体诗都具有一种非常透明的可读性。称之为“透明”，是因为他的行文生动敏捷，就像朋友聊天，有一种恰到好处的随随便便，别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称普希金的诗作是“朋友之声”。这“朋友之声”的、具有透明的可读性的写作风格，就承载了普希金作为一个城市诗人的品质。同时代当然还有其他的城市诗人，比如英式的城市诗人，大不列颠帝国崛起时，他们面对那个新旧交替的雾霾中的伦敦，进行崇尚机智、或机智的社会化形式的写作，就像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一个城市诗人和“强力批评家”。但是，大概在人生的中、后期，普希金开始追求“自然的语言”——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在为成长于“欧化”的城市文化的俄语诗，寻找缺席的“健康”。在书信和文章中，他不断讨论俄罗斯语言的问题（插一句题外话，如果要读一个作家的全集，尤其是在读他的主要作品之前，不妨先读他们的笔记或随笔断片，这些东西，可以很快让我们对作家的视野和心灵状况有所了解。）。

在此，需要分辨的是，“自然的语言”并非“天然的语言”，因为它可能并不具有那种一眼可见的自明性。当它出现时，也许首先表现为陌生化的语言，一种我们还未及准备的陌生化。“自然的语言”，也许更具有一种与城市诗的可读性无关的风格，而普希金自己，用一个短语命名“自然的语言”——“未来志向的力量”。

我们可以再比较一下“自然的语言”和城市诗。城市诗往往是机智的、游荡的，是反应性质的。相反，“自然的语言”却常常具有一种选择上的主动性与自律性，正如艾略特所说“没有传统，我们要动身去寻找传统”一样。我们寻找“自然的语言”，寻找差异于我们自身的民族主体，也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表现。在城市诗中，我们常常通过机智就能解决问题，所以，城市诗反而可以具有一种作为文化特权的无序性、一种随意批评的风格。不同于城市诗，那些以非中心的民族为主题的文学创造者们，例如普希金、托尔斯泰，在他们关于山地和草原民族的叙事诗中，反而有一种深深的专注，一种完全不同于他们在书写城市主题时的异常专注，这种专注，把写作者深深带向了一种领域：一半属于冥王哈得斯，一半属于未来时空。关于为什么是冥王哈得斯，稍后我会解释。

并不是城市主题，而是对“自然的语言”的追求，我们可以视为是让普希金成为普希金的重要原因。在俄罗斯文学中，这种转变一直存在，几乎是俄罗斯文学家的宿命。例如契诃夫早期，写许多莫斯科城市主题，但是，在《萨哈林旅行记》（A Journey to Sakhalin）之后，他的写作变化了，西伯利亚主题开始出现在他的写作中，比如《在流放地》那样的小说。当然，这种转变的典型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观念史家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在其著作《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中谈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启蒙运动前后，作家们都倾向于写得“简单”。彼时，“简单”是对神学和经院体系化知识的反动，狄德罗、卢梭们，都在追求“简单”。这种“简单”，我们可理解为，是近现代交替的作家们，想要让他们的写作具有启蒙功能的一个前提。那么，“简单的语言”是否等同于“自然的语言”呢？

收录契诃夫、托尔斯泰、巴尔蒙特等文章的《饥荒救援》文学专刊中的插图，该专刊旨在为萨哈林岛的大饥荒筹款，题图说明：饥饿的人理解饥饿。

但是“自然的语言”的困难，也许并不在于“去复杂化”，而是恰好在于怎样克服“简单”。而且，事实上，这又会使“自然的语言”显得更加陌生化。

我们可以回到开头、以赛亚·伯林的那个祛除民族偏见的观点。“自然的语言”，可能是相对于城市知识的一种“细致的知识”，而且它具有主动性。显得更加陌生的“自然的语言”，克服了那些表面专业但实际上可能是一种“简单知识”的那种简单，克服了以赛亚·伯林所说的“偏见”。如此产生的语言表现，并不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立刻被公众知道，就像一个民族诗人、民族小说家或者“人民文学家”那样立刻被公众辨认和理解。但并不是这样的。更可能的是，当“自然的语言”出现时，它是无人认领的，城市不会认领它，知识分子也不会认领它。

关于无人认领的“自然的语言”和作为“自然力”的代表的“人民”，前面提到过的霍米·巴巴将“民族文本”命名为“虚空中的书写”的观点是一个感人的阐释。在虚空中进行书写的“自然的语言”，是城市语言和知识语言的异常化，并不能被项目性的、顺理成章地达到。比如说，“自然的语言”可能立刻消亡于音乐，而我们却往往认为“自然的语言”像音乐、歌曲一样。同时，不能把“自然的语言”等同于记忆，在虚空中进行书写的“自然的语言”可能并不被记忆顺利纳入，并不消融于记忆，也不能把“民族文本”等同于仅仅关于记忆的文本。而且，“自然的语言”不能仅仅被视为一种斗争性的语言，但是，它首先产生于差异性，它的出现可能是令人不悦的，包括很难满足我们对罗兰·巴特所说的“文之悦”的欲求。所以，当普希金开始写作少数民族叙事诗《茨冈人》时，当托尔斯泰写作《哈吉·穆拉特》时，他们也被当时的俄罗斯文学界失去辨认，当时，俄罗斯城市文学的评论界认为，普希金写这样的民族叙事诗，是他的才能衰落了的表现。诗人和作家们担负“自然的语言”，至少在开端时期，很难满足城市文化语境中的对罗兰·巴特式“文之悦”的欲求。

“自然的语言”很可能是作家的一种错觉，也即德勒兹所说的“谵妄”。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一个有些被遗忘的散文作家、诗学研究者和语言学家——说：“当我们走向自然的语言的时候，需要有选择上的错觉”（《第四散文》）。“错觉”是非常重要的美学概念。关于感知现象，早期的现代美学有许多标志性的词语，例如“通感”，其幽怨背景是古希腊人的“联觉”观。“错觉”是另一个同样幽远的概念，贡布里希（E．H．Gombrich）也曾对此探讨。

作家需要主动走向错觉，走向“自然的语言”和民族“他者”，当他这样做时，是在承担一种风险。我们可以将普希金的叙事诗《茨冈人》，理解为“自然的语言”的错觉性的产物。

这首叙事诗的情节很简单。诗人写了三种不愿被命运驯化的人。一种，是一个离开帝国、离开彼得堡、离开城市社会的自我放逐者，同时，他也是城市青年文化的精英人物。第二种不愿被命运驯化的人，是他娶的一个姑娘，来自一个比茨冈人还要弱势的少数人的流浪族群。两人相爱，结婚。很快，姑娘移情别恋，与另一个青年约会，后者是茨冈人。故事以悲剧结尾，来自帝国首都的城市青年杀死了他的异族新娘。这首叙事诗所写的，是几种虽不愿意、却彻底被命运驯化的人的悲剧，也是几种互不理解的人在“联结”之后的悲剧。普希金并不以他此前那种明快活跃的城市诗人风格，而是试图以“自然的语言”，写作《茨冈人》等一系列的叙事诗、悲剧和诗剧，这段时期，如前所述，他被当时文学界批评为才能衰落，那些先是认为他“欧化”、然后算是认可了他的城市诗人风格的评论家们，对普希金失去了辨认。

我们可以理解为，《茨冈人》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想要“自我他者化”，想要“在自己身上产生一个陌生人”，于是，他去寻找那个陌生人，把少数民族作为他的“客观对应物”，想去与之“联结”，但这种“联结”是不可能的，结果是一场死亡。

这类故事在文学中有许多变体。另一个重要的文本，是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

哈吉·穆拉特是一个山地民族游击队的头领。小说开始，托尔斯泰先讲述作者的困境——作者该以怎样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他想把这个故事写得非常自然，但是——托翁写道——他是要作为一个回忆这个故事的人，还是目击这个故事的人，或者，还是作为道听途说的人来写这个故事呢？他找到了一个办法。既不是目击者，也不是回忆这个故事的人，也不是一个道听途说的人，而是——他说：今天早上我散步回来走在田埂上，看到一朵巨大的花，但是它的头被除草机切掉了，歪在一边。然后，小说讲述了一个漫长的故事，以哈吉·穆拉特被斩首为结束。作者说，正是那朵头被切掉的花，“让我想起了哈吉·穆拉特”。借此，托尔斯泰试图把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写得“自然而然”。书写哈吉·穆拉特被斩首的情节的段落，被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评价为“自然语言的范例”。

《哈吉·穆拉特》插图，1912 Alexander Petrovich Safonov

现在，我们最好把前面谈的这些东西联系起来，关于“民族主体”，关于作家“书写民族主体”时使用怎样的语言，关于“自然的语言”——也就是那种很难达到城市文化的理解、允许、公认的习惯标准的，很难作为“语言的愉悦”的语言，一种陌生化的语言。

《茨冈人》这部叙事诗也告诉我们，一个命题的开端。普希金在他的时代写作《茨冈人》，实际上——在“写作的艺术”层面——并不是很成功，比如，并不如托尔斯泰在“哈吉·穆拉特”这个主题上的艺术成功，也不及他的后继者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对这一类主题更加充分的书写。但是，普希金的“不充分”是重要的，因为他具有开端性。他的“不充分”意味着他的错觉性更强——相比之后的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们——或者，也更与我们有关。因为，今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主题时，走出去的第一步也是错觉性的。

普希金式的“民族主义”作为俄罗斯现代文学开端的一部分，还意味着何为“共性”这一命题。那个来自首都的精英青年，他所娶的少数民族姑娘，以及姑娘的茨冈人情人，三者之间的“共性”的真相是什么？普希金在这首诗里，把它写得非常幽暗。《茨冈人》这篇叙事诗，除了涉及作为错觉的“共性”，涉及它的幽暗的显现，也延续了“人之谜”的主题。当人们之间的联结、共在成为不可能，以一场死亡为结束时，一种形象出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形象：斯芬克斯。斯芬克斯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混合形象，也是“人之谜”这个问题本身的形象。当俄狄浦斯成功回答了斯芬克斯的问题后，后者便跳崖而死，我们也可以把斯芬克斯的死，理解为是它通过退场而继续存在的幻术。在《茨冈人》里，三种人的未来是什么？诗人没有答案。斯芬克斯的形象在其中稍纵即逝，而且，普希金并没有成功回答斯芬克斯的问题。《茨冈人》闪烁着一种直觉：对“人之谜”的直觉。结合这首诗的悲剧性的结局，也显示出另一个普希金，那个在城市诗中显得明快生动的普希金之外的，一个幽暗的普希金，一个“不太成功”的普希金。但是，这个不太成功的、幽暗的普希金，却是普希金遗产的核心部分，是直至后世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论俄罗斯的民族性时，也必须不断援引的部分。

上节课，我们对《青铜骑士》（The Bronze Horseman）做了较为详细的解说和概括。我们可以把《茨冈人》理解为，它恰好是《青铜骑士》这首关于首都彼得堡的史诗的背面。我们可以将《茨冈人》看作写在《青铜骑士》背面的文本。

《青铜骑士》(1922年出版），插图：亚历山大·贝诺瓦

与《青铜骑士》这首行文明晰的城市叙事诗相比，《茨冈人》这首少数民族主题的叙事诗，反而具有一种非常深沉的不透明性。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提到，俄狄浦斯刺瞎眼睛，进入那个没有图像的看不见的世界，背后一直推动他行动的死亡驱力，来自冥王哈得斯，冥王是故事的真实推动者。并且，诗人的一只脚站在冥王哈得斯那里，另一只脚站在未来。

我自己的写作也被这种不透明性所鼓励，或者，被哈吉·穆拉特的一面所鼓励。过去我在边疆，在不同少数民族区域游历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一种反思。去认识、理解、叙述与我们不同的族群，是因为他们对于我们来说，具有一种天然的、一望可知的特质吗？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特质，让我们的写作变得独特和陌生化吗？我们在期望他们具有某种一望可知的特质的时候，同时，也是在要求他们具有普世性的、世界主义的形象。当我们辨认不出某个非汉语民族的“特点”的时候，也许，我们面对的，正是一个无法以那些容易看到的民俗文化材料去“发明传统”的情境。“民俗”不等同于“民族”，如果我们要以“自然的语言”，以一种差异于我们的民族面具进行认识和写作，我们的处境与当代非汉语民族的处境，就都已经不在以某种预先的“民族文化”为前提的民族主义设定中。这种民族主义设定，可能无法称呼那些人们，无法称呼他们的行动与形象，无法称呼他们的在不断形成中的实践。此外，我们称为“文明”之物，在今天，可能已经破碎离散，流浪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处。“文明”已经不再以固有的所在地，或依据他的主人的划分而被使用。例如，一个熟悉英国文学的非英语读者，与一个并不熟悉英国文学的英国人谈论英国文学时，前者并不用把后者视为英国文学的主人。伯纳德特在评述索福克勒斯的诗剧《俄狄浦斯王》时写道，俄狄浦斯已经成为一个“无迹者”，没有踪迹的人。而且，“俄狄浦斯”一词在希腊文里的一层意思是“知道所在”。伯纳德特说，俄狄浦斯已经从“知道所在”变为“无处所在”。这可能也是“文明”在今天的一种容身方式：成为一个“没有踪迹的人”，弥散、流浪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处，而且并没有某个第一主人。也许这能够提醒我们，当我们与非汉语民族的人群相遇，以及，当非汉语民族之间彼此相遇时，可能是在不同于彼此预设的情境中的相遇，而这时，普希金在《茨冈人》中所写的那种幽暗的共性，才刚刚开始。

关于刚才所说的认知空白，我再提供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线索。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曾有一段言论，批评“认同”这个观念，也批评“寻根文化”，出自Jacqueline Rose对他的访问，1997—1998年刊登于伦敦《犹太季刊》，中文版见《文本·世界·批评家》一书。萨义德如是说：

……过去几年来我一直感到死亡的印记或重量（……）匆忙奔向尽头的感受。几乎是叔本华式的一团混沌、沸沸扬扬、不断变形的东西，的确就是我写作的对象。我对认同这个观念和整个计划变得非常非常不耐烦，人应该真正集中于自己，他们来自何处，他们的根源，他们要找出有关他们祖先的事情，就像《根》那本书和电视节目那样，那在我看来实在乏味得很，而且完全不着边际，我认为我们最不该想的就是那件事，有意思得多的就是尝试超越认同而达到其他的东西，不管那是什么，那可能是死亡，也可能是一种改变了的意识状态，让你接触到平常接触不到的其他事物，那也可能只是一种遗忘状态，而且就某个时刻来说，我认为那是我们都需要的——遗忘。

这段话非常打动我。我认为，这段话可与德勒兹那段话形成一个对称性的组合。

民族只是一个荣誉称呼吗？只是对一些民俗文化材料，或者被我们认为具有自闭症状的他者，或者那些“自我他者化”的人的一种荣誉称呼吗？今天，我们可能处于由“历史民族主义”向“新民族主义”的过渡中。那些荣誉称呼，都可理解为是“历史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的观念，左派的观点，等等，都在鼓励我们超越萨义德所批评的那种建立在“寻根”、“认同”基础上的民族主义。但同时，如果我们无视“民族”这个词语所意味着的种种历史内涵，不论在政治还是文化层面，我们可能会犯下严重错误。理解“历史民族主义”，意味着要重返19世纪至现代的一系列复杂和矛盾的政治运动史，在这些运动中，一些最主要的作家——例如泰戈尔——往往都有一种非常积极的表述，他们常把被我们称为“历史民族主义”的那个“民族”，理解为“新民族主义”的征兆，也就是说，是一个呼唤新的主体的跳板。“想象的共同体”这样的观点，也许并非解构或驱魅，因为，今天的许多现实已经证明，人们并不能够祛除或驱离这种“想象”。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对“想象的共同体”进行理性化的、去偏见化的认知，但这种“想象”本身可能是无法被驱离的。德勒兹给出了一个激进的命名，他说，这样的“想象”就是“为了缺席的民族而写作”。托尔斯泰、泰戈尔这些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的作家，同时，也是有具有强烈的世界主义倾向的作家。这种矛盾，也许可以告诉我们，在他们笔下，世界主义可能正是民族主义的一种积极形式。作家们不断书写这样的故事：被强权统治或者拥护强权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民族之死。今天，我们依然要在这些作家的写作中，去寻找一种思想线索：他们所抵抗的种族主义，正是“去民族化”的极端方式，而种族主义的整个运动过程都具有反民族主义的倾向。 

（课间休息，待续）

西天中土相关出版

西天中土·印度当代新思潮读本系列（中英对照）

《重塑民族主义：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读本》

Nationalism Refigured

Tejaswini Niranjana Reader

张颂仁 陈光兴 高士明 主编

[印]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 著

《重塑民族主义：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读本》由文化研究学者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撰写的导言及四篇长论文构成。特贾斯维莉是印度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她一直积极地为思考和研究印度社会问题提供理论武器和理论工具。在这本书里，她尝试总结印度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文化经历，反思印度狭隘的大国世界观。她认为，印度与美国不同，作为第三世界中的大国，应该构建自己的民族认同方法。与此同时，女性主义也应该是构建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

目 录 

1 / 替代性框架？为第三世界的比较研究提问/王立秋 译 陈恒 校

29 / 语言，斗争之所/袁伟 译 许宝强 黄德兴 校 

87 / 为什么文化重要：重新思考女性主义政治的语言/王立秋 译 

105 / 重新塑造民族主义：当代南印度电影和女性主义主体/周展 译 

32开/精装

2019年9月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ISBN：978-7-5520-2425-8

出版资助：梦周文教基金会

本书现已上市，欢迎购买

读者联络：[e-mail]

《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Ashis Nandy) 

《我们的现代性》(Partha Chatterjee） 

《后殖民与历史的诡计》（Dipesh Chakarabarty)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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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天中土

“西天中土”是一个综合性的跨文化交流计划，旨在梳理、比照印中两国各自不同的现代性脉络，推动两国知识界与艺术界之间高层次的交流，促进两国社会思想与当代艺术的交织互动。自2010年起，已举办论坛、展览、影展、工作坊等各项学术活动百余场，出版书籍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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